惠特曼和其師承愛默生一樣，都代表著美國文壇第一波的東方思潮。 (愛默生不但是梭羅和惠特曼的印度導師，亦是當時首屈一指的漢學家)， 在所有美國詩人中，惠特曼在全球享譽最盛，這或許是因為他的作品提供了跨越東西文化的典範。 他確認荷馬的《伊利亞得》和《奧德塞》乃「脫胎於亞洲」的作品。他在劄記中提到一個未完成的計 劃，名為〈我，歐里希斯〉，這是一部企圖融合現代美國和埃及傳統的作品。他有名的詩篇《自我之歌 (比照印度史詩〈薄伽梵歌〉"Bhagavad Gita," 又名頌主之歌)可說是〈我，克里胥那〉。因為這裡所說的主，乃是印度教經典《奧義書 (Upanishad 中所提到的巴瑪特曼(Parmatman,最高我或宇宙魂)，亦即〈薄伽梵歌〉中的神祇， 都代表神聖的自我。本書首篇討論惠特曼在美國詩壇的地位，也正可引導緊接的第二、 三章有關美國現代主義詩人及其所繼承惠特曼跨越東西文化的理念。
首篇的前半部評論惠特曼對十九世紀民主思想的新詮釋。後半部則解讀他四首最重要的長篇詩作， 分別為〈自我之歌〉、〈橫越布魯克林渡口〉、〈熟睡的人〉及〈印度之旅〉。 學者常評論這些作品所蘊含的古印度思想，慕教授的創見在於把印度的神學和惠特曼詩與散文中的民本思想聯結起來， 尤其著重在〈民主遠景〉以及1855年和1872年為《草葉集》所作的序
葉慈深知惠特曼，梭羅及愛默生都吸取了印度思想。葉慈的第一位師承威廉‧莫里斯(William Morris)，兼容並蓄，在作品中集結了歐洲古典、中古和現代三個傳統。他的第二位師承海倫娜 ‧布魯瓦斯基(Helena Petrovna Blavatsky) 則融合了印度、埃及及歐洲的密教傳統。葉慈接納了這些悠久的傳統，最後終能在自己的作品內揉合了東方印度、 日本和中國以及歐洲古典、基督教與現代六個不同傳統。在他加入通神社期間，他慢慢吸收了印度思想。在葉慈致力於愛爾蘭劇院 (Abbey Theater)期間，他吸取了日本的歌舞劇及能劇傳統。旋後他在和龐德交往期間也再次激起他對日本文化的嚮往。 龐德也引起葉慈對中國傳統文化的興趣。他們兩人也一起研讀古印度史詩《摩訶婆羅多(Mahabharata)。
艾略特在哈佛研讀梵文的同時，也修習佛教和印度教經典。慕教授在本章主要探討艾略特兩篇作品中所呈現的佛教及印度教兩大亞洲文化精髓。在討論龐德的東方思想時，他則把重點放在龐德的史詩《詩篇》(Cantos) 中所蘊含的孔子思想。《詩篇》一書可說是西方第一部系統性地以中國哲學思想為依據而寫成的史詩巨作。
不像上章所談的三位賦居國外，閱讀原文經典的現代詩人，史蒂文斯 (Stevens)，威廉斯 (Williams)，及佛洛斯特 (Frost) 以間接的方式濡沐東方思想與文化。葉慈、艾略特和龐德的詩融合了許多東方思想，而本章所介紹這些留居故土的美國詩人作品卻也流露濃厚的佛教思想，而且更難能可貴地呈現了廣博的宇宙觀，雖然他們以塑造個人獨特的風格與想法為途徑：佛洛斯特一生描述簡樸的鄉野生活；威廉斯篤守他自己的信念：「唯在物中方有觀念」；雖從某方面看來，史蒂文斯是較具世界性的，但在細節處理上卻是美國式的專研獨特。何以這三位留居本土的美國詩人都在他們的作品中表達了帶有異國風味的佛教概念？慕教授在第三章將試著闡釋這點疑惑。
慕教授對道德經的解讀認為其上篇〈道經〉具有哲學的普遍性，而其下篇〈德經〉則注重詩的具體意象及細節。此章對道家重要經典的探討與第三章對儒家信念的概述相輝映。連同第一章對印度教義的詮釋，這幾篇探討主要亞洲哲學的章節，應當對西方以及亞洲研讀文學的學子有所助益，因為本書前四章以幾篇文學作品為例對東方哲學重新加以審視。
此章為本書中唯一探討東方文學的一篇，並間接為詩下定義，也討論詩與哲學的關係。慕教授將此章置於全書的中心，以連結本書前三篇關於東方價值觀的文章，以及後三篇關於西方哲學的重要議題：獨特性與普遍性，詮釋循環 (the hermeneutical circle)，主體與客體 (subject and object)。
本章研究十二位西洋名家作品中的寓言形式 (allegory)，包括前古典時期的希臘、亞歷山大、與羅馬；中古時期與文藝復興時代的義大利；英國的文藝復興；十七世紀的西班牙；以及浪漫時期的英國。慕教授將此章置於兩篇探討普遍性與獨特性的章節之間，因他認為寓言實際上乃銜接兩者間的橋樑。而且他強調西洋史詩自始至終都以寓言的形式表達。本章集合作者在印度、泰國、中國、及美國的教學經驗，提供亞洲，歐陸，與英語語系國家學子從事英美文學研究時的必要背景知識。
在回顧「寓言」一詞的不同意涵後，接著作者按作品年代為序，探討荷馬的《伊里亞得》(Iliad) 及《奧得賽》(Odyssey)，海希奧德 (Hesiod) 的《神譜》 (Theogony)，阿波羅尼 (Apollonius) 的《阿岡諾提卡》(Argonautica)，維吉爾 (Vergil) 的 《伊奈德》(Aeneid)，奧維德 (Ovid) 的《變形記》，但丁的《神曲》 (Divine Comedy)，阿里奧斯多 (Ariosto) 的《奧蘭多歷險記》 (Orlando Furioso)。在此稍作停頓來思考塔索 (Tasso) 對於傳統史詩及寓言觀點的修正。慕教授指出，雖然《耶路撒冷的解放》 (Gerusalemme Liberata) 一書對史賓塞 (Spenser) 的《仙后》 (Faerie Queene) 情節發展中有關鍵性的影響，但事實上卻是塔索 (Tasso) 的理論決定了密爾頓 (Milton)《失樂園》(Paradise Lost) 的寫作大綱。接著作者簡要討論賽凡提 (Cervantes) 的《唐吉訶德》(Don Quixote) 及拜倫 (Byron) 的《唐璜》(Don Juan)。
本章先談論寓言 (allegory) 與寓言式的解讀/改寫 (allegoresis) 的主要區別；幾世紀以來對荷馬與維吉爾 (Vergil) 的解讀方式；文藝復興時期結合寓言的《伊奈德》與道德寓意的《變形記》；早期現代史詩與現代思想的關聯，如賽凡提對康德 (Kant) 的預示；以及拜倫對惠特曼與龐德所愛用的開放式結尾 (open-endedness) 所提供的先例。本章各重要史詩之英譯由慕教授執筆。
從實用的觀點來看，英語已成為一種世界語言，因此英國文學也變成了普及全球的重要研究學科；但是從哲學的角度來看，起源於中世紀末的英國文學，本質上一直都具備著包容的世界觀。本書第五章探討英國文學之所以擁有普遍性的幾個重要因素：因為它結合了不同的外來文化 (希伯來、希臘、羅馬、歐陸，以及晚近的亞洲與非洲文學)、集結了全球信仰體系的基礎 (羅馬、羅馬天主教及更廣義的基督教，新古典主義和啟蒙運動，浪漫主義及理想主義等思潮)，以及晚近對於國際主義運動的支持。本章前半部探討歷史上有關「普遍性」及「獨特性」的辯論；後半部則縱覽自盎格魯撒克遜時期至二十世記的英國文學。作者將把重心放在英國文壇的幾員大將上：如喬塞 (Chaucer) 和馬羅萊 (Malory)；希德尼 (Sidney)、史賓塞 (Spenser) 和莎士比亞 (Shakespeare)；密爾頓 (Milton) 和德萊敦 (Dryden)；波普 (Pope)、斯威夫特 (Swift) 和約翰生 (Johnson)；布雷克 (Blake)、渥茲華斯 (Wordsworth) 和拜倫 (Byron)；狄更斯 (Dickens)、但尼生 (Tennyson) 和重要的現代主義名家。本章末尾，作者也嘗試將傳統英國文學的主幹與現今興起之非母語作家之英文作品作一連結。
本章研究上自荷馬、歷經但丁及早期文藝復興，而至西班牙黃金時代的體驗文學。在西班牙的黃金時代，「流浪漢」(picaró) 式的主角出現，也因而發展出新的人物描寫手法。慕教授認為此種新的描寫技巧對於經驗哲學的發展有著舉足輕重的關係，他強調經驗主義的概念並非由洛克 (Locke)、休姆 (Hume) 和康德 (Kant) 最早提出，而是起源於西班牙的拉撒里羅 (Lazarillo)，他以作者的身分以寫作來重新體驗 (rehearse) 親身的歷險經驗。緊接著慕教授思考從康德、黑格爾 (Hegel) 到裴特 (Pater) 有關「體驗」或「經歷」的定義，再研究第一、二代英國浪漫派作家的「體驗」文學。為了延伸這主要名辭的含義，以涵括歷史或人類的集體經驗，作者接著研究幾位維多利亞時期的理論家：卡萊爾 (Carlyle)、紐曼 (Newman) 和米爾 (Mill)；安諾德 (Arnold)、羅斯金 (Ruskin) 和裴特 (Pater)。緊接著是兩位維多利亞時期的代表詩人：但尼生 (Tennyson) 和布朗寧 (Browning)；及兩位維多利亞中期的主要小說家：狄更斯 (Dickens) 和艾略特 (George Eliot)。十九世紀末，經由裴特的重新定義，「體驗」或「經歷」的概念演變為當時花俏公子 (the Dandy) 的理論基礎。作者認為這樣一個特殊角色不僅表現於拜倫和王德爾 (Wilde)，而且也包括了惠特曼及許多現代主義大師。最後本章以討論康拉德 (Conrad) 和葉慈 (Yeats) 作為終結，留待後學者將此概念繼續延伸至詩人艾略特、龐德、史蒂文斯和其後大家。最末這篇文章首先簡要概述西方文學，並重申前述各章所思考的兩大主題：文化互動與詩與哲學的問題也都涵蓋於本書的標題《獨特性與普遍性》之中。